講文工團的戲，賈樟柯比馮小剛好太多。他捕捉的時代元素更具代表性，營造的80年代情緒也與現實更貼合。文工團的女演員燙頭也打毛衣，男人穿喇叭褲也穿紅色背心。晨光熹微的時分，卡車奔馳在山西荒涼的大路上趕演出，揚起的沙塵遮蔽了卡車后車廂里男男女女的剪影。“我們是文藝工作者”，這是這群人最初的驕傲，嚴格將自己與社會勞動者區分開來，從來不知道自己將在歲月里淪落為街頭表演霹靂舞的四不像。文工團員的口音區分為當地的方言和字正腔圓的普通話，前者代表了想要出走的縣城青年，后者暗示了基于見多識廣的優越感和話語權，甚至連是否見過火車都成為二者的劃分標準。充斥了整部電影的音樂也是那個年代的大雜燴，大廣播和舞臺上的是公共空間的社會主義主旋律，而粵語歌、鄧麗君、霹靂舞曲則是私密空間里人們對外來的小情小調的沉迷與無法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