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裔、罪人之子、喪子的單身母親、不斷播放的反外運動、最后的畫展...導演想表達的含義就這樣赤裸地平攤著，電影外的聲辯在熒幕借他人之口說出——“不給人性格變化的機會和判其死刑有什么區別”。 兩個因為死者而初次見面的人在靈堂應激般地卡帶時是這部電影最好的時候。我滿懷期待以至于經歷開金手指等各種情節后還期待能有下一個亮點。但很遺憾，沒有，甚至把“都已經知道了，還要看下去嗎”的情節變成了更如鯁在喉的敘述詭計。誠然，將結尾律師的卷入解讀作一種對這種“更換身份讓他人重新定義自己”行為的認同是合適的，但這種認同變作實質行動的推手是...？影片的答案令我汗顏，像是被扔進沙漠的干燥劑般毫無必要。燈亮起的時候我和朋友同時嘆氣，太可惜了，明明能更有意思！不過安藤櫻和洼田正孝的兩次眼淚太美，甚至還有菜名，還有什么不知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