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試圖去掀起又一輪新法國極端主義，在屬于柯南伯格和卡朋特的第一幕后(開場還難得的見到了波尼洛的演出），隨著文森特·林頓的登場，迪庫諾真正想呈現的才徐徐展開，同樣也是真正令人好奇的部分。女主角被植入的“鈦”成為啟動新的生命形式的一場受孕(冢本晉也的作品中也曾以此符號方法而聞名)，電影本身便在弗蘭肯斯坦的怪物般的縫合下，以流動的類型、美學與議題(性別、性向和存在)而成就酷兒身份甚至將其重新審視定義。但超現實的段落與純粹類型的部分所構成的醒目的“怪胎”元素從頭至尾橫沖直撞為過于懸浮的“體征”，承載現實的“父子”戲份則被牽引著以錯亂的寓言體來迎合“現象”，于是這場痛苦的光影“妊娠”誕下的反倒更多是致畸的形式，表達的“生理”邏輯被切割。迪庫諾的短板一直來自奔逸的想象和貧乏的實在間的失衡所致的虛妄感。